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023年7月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新质生产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中的多篇文章对此作出深刻阐释。比如，《确保我国经济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指出：“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的几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指出：“坚决破除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完善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等等。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要科学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更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加快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原理的丰富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中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些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时代化的重要体现。

  新质生产力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和根本动力，发展生产力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一般规律，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水平是判断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标准。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

  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推动我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贯彻新发展理念，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引领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适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趋势，适应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目标要求。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创新发展。

  具体来看，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科技进步的作用，指出科技促进了自然力的应用，逐渐成为生产中独立的、具有重要普遍意义的生产财富的手段，科学技术本身在文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成为内在的、作用不断强化的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以创新为显著特征，把科技创新作为核心要素，在逻辑上必然突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认为，生产力是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等要素集成组合的系统，是量和质的统一。其中，量的方面是指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投入生产的各种要素的数量和规模，质的方面是指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要素本身效率的提升和要素组合形成的结构效率增进。新质生产力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强调创新起主导作用、关键在质优。新质生产力的“质”主要取决于科技创新能力。科技作为生产力内在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并不是指在生产力的各要素构成上，把科技作为一种独立的，并与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三要素并列的新的要素，而是指科技在生产力各要素的质的规定性上具有决定性作用，能够在全面深刻影响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质的基础上改变要素组合方式、影响生产函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质生产力作为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强调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继承和发展。

  新质生产力深化了对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认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等一系列范畴和思想。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科学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阐明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辩证关系，为认识和分析社会发展历史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基础。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进一步深入回答了为什么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怎样对经济基础发挥反作用，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统一，形成一定社会的生产方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或者是生产力的变革和发展，推动生产关系变化；或者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冲破对生产力发展的制度束缚，进而解放生产力。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是在历史过程中动态实现的，这就形成了社会生产方式演变的客观规律性和具体路径形态的多样性及复杂性。新质生产力坚持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基本原理，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要求的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核心就是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发展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根据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的时代特征，呼唤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时代要求，开创生产力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相应制度文明的新形态。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阐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同时，提炼出“经济基础”范畴，并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上层建筑”范畴，科学阐释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将人类社会经济生活中形成的社会联系（生产关系）作为经济基础的基本内涵，把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法律思想、国家政治制度等概括为上层建筑，并将上层建筑区分为政治的上层建筑和观念的上层建筑两大类。在此基础上，阐明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了系统深刻说明。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只有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生产关系才可能真正适应生产力发展。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改革和完善生产关系，客观上需要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在制度创新上，突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同时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加注重系统集成，更加注重突出重点，更加注重改革实效，在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同时，推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更好相适应。这同样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求。

  总的来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突出位置，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同时，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系统协调推进上层建筑领域的改革，坚持以制度建设为主线，坚持依法治国，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和社会、政府和市场、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以适应经济基础的变革要求，形成新型生产关系。这不仅是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迫切要求，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根本要求。

  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既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坚持和发展，也是对当今时代生产力发展规律的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在《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中指出，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这里所说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对经济增长中除去生产要素量的投入带来增长那一部分之外的经济增长的贡献水平。

  理解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就要准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作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内容，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基础是建立在“要素价值论”基础之上的，即承认劳动、资本、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是价值创造的源泉，因而应当参与价值分配，包括工资、利息、地租等。需要认识到，将全要素生产率引入新质生产力，是对西方经济学有益成分的借鉴，同时我们对这一概念也没有照搬照用，而是作出了“术语的革命”，通过为全要素生产率赋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意义上彰显新质生产力的历史进步性。

  准确认识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涵，首先需要对“价值”概念进行深入分析。在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思想史发展历程中，“价值”命题始终是一个重要的基本问题。无论哪一种学派或学说，都必须有自身的价值理论并作为基石，作为其学说的价值取向和根本立场。价值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是一定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正义性和进步性，主要涉及两方面：一方面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生产力变革的发展进步性，另一方面是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变革的历史正义性。所以，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经济学说要为本阶级所代表的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和进步性“鼓与呼”，就必须形成自身的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身的经济学体系。价值理论本身的演变，从根本上来说是伴随适应生产方式历史变化要求而展开的。

  古典经济学从产生起，价值理论便构成其核心命题，原因在于自由竞争、产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既要为产业革命的发展进步性提供理论支持，更要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正义性提供经济学论证；既要证明工业制造业具有生产性，能够创造价值，又要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公正性，贯彻等价交换原则。古典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要素价值论，但在其体系中占主流的仍是劳动价值论，原因在于在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相对于资本与封建地主的矛盾还居于次要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仍不稳固，仍需要经济学论证其优越性和正义性，以强化其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承认劳动是价值源泉，对于联合无产阶级战胜封建地主阶级，巩固资本雇佣劳动的生产方式更为有利。古典经济学家同时意识到，在价值理论上承认劳动是源泉，最终会在逻辑上导出资本与劳动的对立，因此同时提出要素价值论，并指出随着生产发展，要素价值论应当替代劳动价值论成为主流。后来的庸俗经济学以及当代西方经济学发展也的确是沿着这一逻辑展开的，逐渐形成要素价值论、效用价值论、服务价值论、均衡价格论等，鲜明体现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为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历史要求，为其正义性、进步性进行理论辩护的特征。

  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是在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破产基础上，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形成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运动的规律，创建了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一方面是对工业化进程和产业革命的历史呼应，充分肯定其进步性，尤其是在价值理论上强调工业制造业的生产性，强调大机器生产带动的物质资料生产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推动作用，强调工业化时代物质生产领域的人类劳动的生产创造性。正如《共产党宣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另一方面，从价值理论特别是从价值创造的源泉上，揭示了资本与劳动的根本不同和对立，从而为剩余价值如何形成、如何分配、如何运动的理论阐释奠定了基础，揭示了剩余价值及其运动本质上是人类劳动社会性的颠倒和异化。这种颠倒和异化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市场竞争的逻辑必然。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商品、货币、市场等经济关系中物对人的驱使形成的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等，是对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否定。通过深刻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为使人类生产更具直接社会性、使人自身能够真正支配自身的命运而不必被异己的力量所决定指明了方向。

  新质生产力属于生产力范畴。作为新时代生产力的质态标志，新质生产力说到底还是劳动者运用劳动资料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的创造财富的能力。这里的财富首先是使用价值范畴，而不是价值范畴。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结果，而不是抽象劳动的凝结，生产力本身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能力，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因此，不能把财富与价值等同。财富的创造是各种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即各类生产要素及其组合形式的生产力的体现，具有鲜明的自然属性。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都是财富生产的条件和源泉，但价值只能是以人类劳动为唯一源泉。价值的本质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具有鲜明的社会属性。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构成商品，但使用价值不同于价值；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的统一构成劳动，但具体劳动不同于抽象劳动；生产的自然属性（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生产关系）的统一构成生产方式，但生产力不同于生产关系。在新质生产力中，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作为生产力质态进步的核心标志，是指具体劳动中要素及其组合在创造使用价值意义上的社会财富过程中生产效率的提升，而不是作为社会属性生产关系意义上的价值创造，不同于西方经济学“要素价值论”所认为的要素及其组合是价值创造的源泉。

  新质生产力在生产的自然属性上，强调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强调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发展方式的创新，强调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适应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的发展趋势，充分肯定新质生产力在新时代发展的进步性，是对生产力发展进步性的历史呼应；在生产的社会属性上，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相适应，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形成生产的自然属性发展要求（生产力）与生产的社会属性内在规定（生产关系）之间的有机统一，构建新型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在价值取向上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基本经济制度的先进性。这种制度和体制的先进性以解放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根本标准。

  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可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提升使用价值（财富）生产能力和效率。这一过程是否创造价值？可以从两方面进行分析。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属于生产力范畴，其提升影响生产力产出水平，但并不等于全要素生产率直接创造价值。生产要素本身不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可以通过提升具体使用价值产出量，降低单位产品生产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形成实际生产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比较优势，进而提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价值总量。另一方面，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知识和技术对人工的替代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在这一背景下，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论断是否依然成立？应当说，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界之间能动的物质变换过程。在生产力各类要素中，人是最具能动性和决定性的，没有人的劳动就没有财富生产活动，也不可能有使用价值生产及价值创造。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知识资本对物质资本产生的替代效应并不表明知识资本作为生产要素可以成为价值源泉。知识资本的形成和使用仍是人类劳动活动的体现，而且社会生产是极其复杂的分工体系和网络，不能以生产的某一环节表现出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对劳动者的替代来解释价值创造日益脱离劳动。因为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分工系统性极大提升，这种系统性建立在社会分工深化基础上，是人类社会总劳动体系决定社会生产，并不是单个环节决定社会生产。新质生产力的创新主体是新型劳动者，它由新型劳动者通过各种创新活动而实现。新型劳动者包括科学家、工程师、企业家、技术工匠等，他们开展的新质劳动包括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工艺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管理创新等。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条件下，价值源泉说到底还是劳动创造的，更多地体现为新型劳动者的新质劳动所创造。这一新质劳动创造价值的过程，同时也是劳动与其他物质技术生产要素相结合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大幅提高使用价值生产效率，即全要素生产率大幅上升的过程。这一过程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生产的统一，并不否定劳动是价值的源泉。更重要的是，价值范畴涉及的是生产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关系即生产关系，其目的在于揭示一定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是否相适应。这是政治经济学关于价值理论讨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新质生产力在自然形态上强调生产力发展质态的先进性，相应地在社会形态上必然要求形成与这种先进性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是新质生产力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所体现的价值取向的坚守和中国化时代化的拓展。

  （本文系全国政协“发展新质生产力学理研究”课题成果）